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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风景

作者：方方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5-12-19

页数：395

作者简介：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西彭泽。1957年迁居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曾当过四年装卸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曾做过电视剧编剧、电视专题片撰稿人。1989年调入湖北作家协会。现为湖北作家协会作家。

1987年，方方的《风景》发表，就此拉开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的序幕。小说以令人惊异的笔法，直面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勾勒了一幅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风景”。成为新写实小说的奠基之作，同时也在文坛上树立了它应具备的地位。

小说历史地、冷淡地描述了六、七十年代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父亲与母亲带着他们的九个孩子住在十三平方米的板壁房子里，困厄地挣扎与彼此殴斗，呆板、机械地打发着生活。而七分钟一次擦檐而过的火车、震耳欲聋的响声，偷煤、捡菜叶则成为了孩子年幼时的主要记忆。小说没有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那种先入为主的先验观念，没有对现实的粉饰企图，也没有对读者暗示哪一种导向意图。而是实实在在写出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即所谓的“原生态”。这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大相径庭。但就《风景》本身而言，无论是其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艺术风格的表现，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意向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学潮流。

一

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的基本功能，而人形象刻画的成功与否往往是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败。《风景》中出场的人物较多，但读者读来毫无模糊、杂乱之感，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更是刻画的鲜明、突出。

父亲是小说着墨较多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六十年代普通劳动人民的影子。父亲高大魁梧、勇敢、剽悍。十四就已跟着祖父打码头了。他是“苦大仇深”的码头工人，算是标准的工人阶级。生活中，他有时也会表现美好的品质，当二哥的朋友的父母失踪后，父亲毫不犹豫的打发儿子去寻找，并亲自帮助杨家料理了后事。但是，父亲性格中更主要是暴躁、蛮横，有时还不讲道理。大哥的被开除学籍就是父亲轻视教育、崇尚暴力和蛮不讲理地结果。

在父亲的思想意识中，更多的是落后意识。在他看来，七哥的出息是他拳脚教出来的。要当个人物就得过些不像人的日子。而对七哥的媳妇，他更是不满意：“女人生不下孩子来，那还有什么用？”这表明父亲脑子中还残存着大量的封建意识。父亲还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打起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来像喝酒一样频繁而且兴奋。他丝毫不懂得尊重妻儿而不会去尊重她们。这表明父亲的觉悟与思想水平并没在一次次的运动与社教中提高多少。而至于父亲意识上一般的诸如“住楼房短命”等落后的地方就更多了。

二

《风景》以七哥活动贯穿始终，借用一个“死魂灵“的视点来叙述。虽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是便于作者以一种“超然”的心态来刻画人物，发掘生活的意蕴。同时，也为读者冷静地咀嚼生活的复杂滋味提供了便利。

新写实主义经常运用的“反讽”手法。这在《风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些不动声色的反讽性评价，使人物性格得到了充分显现。作者在刻画父亲时，写道：“像父亲这样的人能为什么事情产生痛苦感那的确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好似漫不经心玩笑式的一笔，却把父亲麻木的无意识的心灵表现的一清二楚。

作者在叙述时采用一种“超然的、冷漠的”态度，把自己置于一种等距离的观看者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的写出一种生活状态和心态，直陈叙述式的把生活的本来面貌呈现给读者，使读者真正了解一种生活的“原生态”，从而能留给读者最大限度的空间去思考。

另外，《风景》中值得一提的是“大胆地、真实地”心理描写。这在刻画七哥时所用的尤多。童年时的七哥是经常挨打的。他挨打从来不语，他常想着长大了他将先揍父亲还是先揍母亲这个问题。七哥对于大香、小香姐姐的仇恨已达到“若有抱复机会，他将当着父亲的面将她们全部强奸一次”的地步。这些大胆、赤裸裸的刻画，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个困苦的家中乏爱的儿童的心理。当然，这只是一种一时的、偏激的。但这不等于没有。

《风景》是漫长的生活中截取的一段，通过语言展示给读者。它极力展示的是一种“生活的原生态”。而生活如同山间的小溪，它不管什么时候，总是以它特有的节奏向前进。它不会因欢乐而打断，也不会由于斗争而加快。因此，小说作者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安排故事情节的发生、高潮、结局等。而是淡化了情节，通过生活本身的面貌来启发读者的思维。这就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三

《风景》的出现是80年代后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背景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冲垮了“寻根小说”创作“乌托邦”式的虚幻，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经验：

1、文学的创作不再依循意识形态。

2、日常生活的琐事凡人真正成为写作中心素材，文学用到了单

纯的生活。

3、小说叙事不再专注于情节，而是不露痕迹的表现生活。

4、作者不再进求文学的教化作用，而淡化了价值立场。

参考文献：

分析新写实小说的特点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 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在社会转型时期，和“先锋 小说”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出现的社会文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产生背景 在社会转型时期，和“先锋小说”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 出现的社会文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八十年代以来的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传统的价值观面 临严峻的挑战，一大部分作家《一地鸡毛》们感觉到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希望反映这种转 变，但又无法把握这种转变。而在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风尚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保 留了对现实社会和生存状况的关注，所以他们在写作中采用了写实主义的手段，却又拒绝含 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创作原则，作家自身的角色也就不可能完全回到传统现实主义的位置。 其次，先锋作家抢占了叙事变革、文本实验的风头，其它的作家不能再步其后尘。而先锋小 说远离现实生活，疏离读者，只能有沙龙化的效果。一部分作家感觉到先锋小说的这种局限， 期望克服或者避免这种局限。所以，新写实小说实现的是双重的悖离，既悖离了传统的现实 主义，又悖离“前卫”、“现代”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家吸收了现实主义面对人生的写作 态度，摈弃了居高临下的叙述视角；吸收了先锋小说、后现代主义平面化、零散化的运作手 段，摈弃了由无序叙述所带来的远离普通读者的文艺贵族作派。所以也可以说，新写实小说 是采用包含某些现代、后现代因素的写实手段，表现普通人生存状况的小说。 [编辑本段]命名与界定 从总体情况看 ，新写实小说早期的代表性文本 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塔铺》等的发表时间都略迟于先锋小说，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受到注意引发热烈讨论，并得到正式的命名则更后于先锋小说。 “新写实”现 象最早受到评论界比较集中的关注，是1988 年秋在无锡举行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研讨会 上。那时，一些批评家把这种创作倾向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回归”，还有一些批评家把这种创 作倾向称为“后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 新小说派 ”，等等。“新写实小说”的正式 命名 ，则始于《钟山》杂志1989 山》又和《文学自由谈》联合召开了“新写实小说”讨论会。对新写实小说这一概念的 理论界定，最早也是由《钟山》杂志社完成的。在1989 者对什么是新写实小说作了比较正式的说明：“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 ，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 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 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 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但是，不同批评家对“新写实”特征的描述并太不一致，还有一些批 评家坚持认为不必对新写实小说这一概念作勉强的理论界定。 由于新写实小说的提出只 是对一种写作倾向的概括，而且还受着批评家和文学杂志“炒作”因素的影响，所以对新写 实小说家身份的界定也就存在一些问题。被归人到这一名目之下的作家非常广泛，包括刘震 云、方方、池莉、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刘恒、王安忆、李锐、李晓、杨争光、赵本夫、 周梅森、朱苏进、迟子建，等等，几乎包括了“寻根文学”以后文坛上最活跃的一批作家， 其中的苏童、叶兆言还常常被评论家放到先锋小说家名单中，他们一些被看成是新写实的小 说，有时还被当作先锋小说的代表性文本。还有一些作家，对自己被列在“新写实小说家” 名下也不以为然。但不管怎么说，被比较一致认定“新写实小说家”身份的至少包括方方、 池莉、刘震云和刘恒。 [编辑本段]代表人物 池莉（1957～ ）1978 年开始创作诗歌、散文 ，1981 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中篇 小说《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和《凝眸》等。 其中1987 年发表的《烦恼人生》是常常被批评家用来阐述“新写实小说”特征的主要文本之 一。这一小说连同《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也曾被人合称为“新写实三部曲”。 方方 方方（1955～ ）1982 年发表小说处女作 《大篷车上》之前曾致力于诗歌创作，1987 年发表 的《风景》在评论界反应热烈，这个中篇也被当作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风景 》之后的主 要作品有：《落日》、《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纸婚年》，等等。 刘恒（1954～ 1977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小石磨》 ，1986 年发表《 狗日的粮食 ，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的主要作品有：《黑的雪》、《白涡》、《伏羲伏羲》、《虚证》、《连环套》、《苍河白日 梦》、《消遥颂》等。另外，还出版有《刘恒自选集》。《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和《白涡》 也被比较一致地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刘震云（1958～ 的作品有《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单位》、《 官场 》等，这些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一地鸡毛》，通 常都被看成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进入90 年代后，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等。 [编辑本段]与现实主义的悖理 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悖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观， 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 传统的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而人们接触到的只是一个现象的世界。在这个现象世界的后面，有一个本质的 结构控制着这个世界，而这一现象世界中的这事物和它事物之间，也有着某种本质的、因果 的联系。所以，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观认为，现象是世界的表象，表象的事物是不可靠的， 而本质和因果才是可靠的，文学作品的“认识意义”必须建立在这基础上。因此现实主义创 作的经典性表述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 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揭示出生活背后的“本质”。 刘恒那么， 什么是世界或生活的“本质”呢？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方法加以“捕捉”。托尔斯泰用人道主 义来衡量，巴尔扎克通过对金钱的批判而揭示，茅盾的《子夜》用的是政治经济分析，十七 年小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部分小说则依靠人本主义。所以，现实主义小说 的共同点，就是创作者用理性、理念作参照，分析整合现象世界；他们放弃那些所谓非本质 的东西而建构一个完整有序的、由因果关系构成的小说世界。现实主义作家用自己建构的小 说世界告诉或回答读者，世界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人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 从本质上说现实主义是理性的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的“本质”或“理性”，一般都带有 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这种“本质”或“理性”还带有浓厚的 政治权力特征。新写实小说兴起所体现的，正是新写实小说家对这种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 的创作原则的悖离。他们认为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写的生活实际上 是不存在的。他们追求的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力争在作品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 这种“ 纯态事实 ”是不受任何观念形态（尤其是政治权力意识 ）的过滤或遮蔽 ，未经任 何理性理念加工和处理的生活的本来面貌。这样，新写实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就改变了传统 现实主义的有序化为无序化，变戏剧化为生活流，他们的小说文本也就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 传统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是情节的性格化，塑造典型性格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要求，现实主义作家也把为世界文学画廊提供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在 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的一切，包括他的语言行动、为人处世、情感变化，都是一个统一的、 完整的整体，他们就统一在人物的性格之下。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可能有多侧面的表现，但 他一般都有一个核心的性格，或者称主导性格。这种典型理论被意识形态化之后，就出现文 学作品必须塑造能代表时代方向，能鼓舞、激励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典型。 写实小说家由于立足于个体的生存体验，他们不再努力去反映能展示生活必然趋向的历史真实，而试图用生活的“平常性”、“庸常性”、“平凡性”来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展示当代人 的生命存在状态。为此，他们放弃传统现实主义再现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的努力目标。 在他们笔下，环境总是灰色的，读者感受不到时代的色彩或社会的特点，人物总是渺小的， 读者找不到对社会、对历史作过贡献的人。 生活成了看不见的巨手， 他导演人物演出一幕 幕人生的戏剧。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 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印家厚），他们成了生活和环境的奴仆，已经被生活、被环境彻底物化，他们本应具备的主体性也完全 消失。所以，反英雄、反典型成为新写实小说真实观的重要表现。 叙事特征 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批评家陈晓明曾从五个方面概括为 1．粗糙素朴的不明显 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 ，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2．简明扼要的没 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3．压制到 “零度状态” 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5． 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画出生活的某种绝对化状态；后者揭示生存的多样性特征，被客体力量支配的失重的生活（陈晓明：《反抗危机：论 “新写实”》）。这一总结道出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在叙述与故事两个方面的特征。如果纯粹从叙 事学的角度看，新写实小说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不同。 [编辑本段]根本区别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 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 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 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方方的《风景》就是这方面的 代表之作。小说中，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幼婴，他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亲 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智力 判断力 、甚至人生的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任何人物 。当然，《风景》叙述者的安排是新写 实小说中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但哪怕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这些采用第三人称全 知全觉叙述观点的作品中，读者也很难感觉到叙述者或隐含作者高于印家厚、高于小林的地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 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长恨歌》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以人类的导师自居，他们总是期望 自己的小说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他们把自己与读者的关系看成牧师与信徒的关系， 把自己与故事人物的关系认定为裁决者与竞赛者的关系。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在讲述故事时， 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非叙事话语，那怕是最具含蓄风格的文本，作家也会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或 隐喻等修辞性评论的方法显示自己的价值或情感取向。新写实小说的作家由于放弃了理性或 理念的关照，也就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尺度，失去了情感天平的砝码，新写实小说的叙述也就 只能是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只能是“零度状态”的叙述。在大部分新写实小说中，叙述 者往往都是充当单纯的旁观者或书记官的角色，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随意对故事人 物作种种的心理分析，在客观、平静的叙述中也很少夹杂解释、说明、议论、抒情等非叙事 话语 即便偶尔发表意见，多半也是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倾向或情感取向含混在故事人物的意识之中。这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家自觉的、 有意采用的客观化叙述策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们放弃理性、放弃理念之后无可奈 何的叙述选择。 从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 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求作家根据第二能指的需求确定故事情节的取舍，根据因 果链条的需要，组织情节的发展。所以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是一个具有因果承接关系的 封闭性的艺术整体。其中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象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且大都 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但是在新写实小说中，由于拒绝意识形 态阐释，由于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情节的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也大多以 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从而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生活流”或“叙事流” 状态。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追求叙事方式的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 生活“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也就成 为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叙事特点。 社会影响 在新写实小说中，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缠绵缱绻，都是挣扎于原生态的日常琐事之中。 这群人在人格上既不崇高也不猥琐，在道德上既非大善也绝非大恶，在行为上既不蝇营狗苟 也不超群绝伦，是一群身处善恶之间的普通人。这类人物的出现表征着“文学造神时代”的 终结，平常人、平常事成为新写实文学的主角，适应了大众的文学口味。作家从容不迫地叙 述着中国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并将其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并提升至本体性地位，对于文学的 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它让文学以平民化的身份，以对生活原生态的再现出现于大众 视野范围之内。 与接收当代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写作观念与技巧的先锋派比较，新写实小 说是中国本土文化哺育的，使我们多了一份亲和力与认同感，它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 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其特别注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真诚地直面人生 的态度，使得新写实小说具有了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兼顾、善于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艺 术特色，因而使它在90 年代是一种极具人缘与口碑的小说类型，成为当时小说创作低谷中一 种新的文学倾向。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的大众化写作影响深远，但一不 留神，某些作品的琐碎和庸常便磨损了思想的广阔与深刻，这是新写实小说创作无论如何应 该注意的。

《风景》作者是当代新写实女作家方方.

方方，本名汪芳，女。汉族。祖籍江西省彭泽县，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1987年，发表《风景》（《当代作家》1989年3期），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批评界认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并因此成为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

从生存环境、个人性格、人性自私等几个方面揭示了七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己卑微、屈辱的命运从而挤身上流社会的生存哲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性自私的合理性

七哥是小说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整个文章是围绕七哥和父母的矛盾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七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这种现实得益于童年的受虐。这种受虐让七哥在心态上发生了畸形，深刻地说这不是七哥的悲剧，更应该是社会的悲剧，七哥的举动和言行都是拜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所赐。另外一个人在七哥的一生当中起到的良师益友的身份。这个人就是苏北佬。在这个人一番深刻的教导下，七哥如灌顶般顿悟。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之路。七哥这个人物是一种物质至上的思想在指导着生活。从七哥的爱情上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为了自己的前途毅然抛弃深爱着自己的教授的女儿，投入一个无法生育毫无爱情却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女人怀抱。这是一中赤裸裸的交易，在文中有着一段对话就非常明显的证明了两人是个取所需，不存在爱情。这是作家对于生活深刻的观照后写出的，在那样一个物欲横流，斯文扫地的年代。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谁还愿意跟一个穷读书人在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七哥们是不愿意的。在这种情况下七哥们只有施展自己的手段去验证一位伟人所说的“不管是白猫还黑猫，能捉老鼠的是好猫”。通过自己的手段起谋求一席之位。文中的七哥正是通过这中潜规则下的交易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时也得到父亲的承认。这就是造成七哥看似成功实是悲剧的原因。

七哥更是众多评论家热衷探讨的人物。他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他很像是一个于连的“成功版”，他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励自强者，然而他无法逃离世纪末情绪的感染。从够够得死开始，七个刚刚柔软的内心就开始死亡：在他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他官运亨通时，他会坐在铁轨旁向够够倾诉他的孤独，那里寄托了他最初也是最后的温暖。得知二哥的死时，七哥的表情很淡薄，二哥的死无疑坚定了他看透世界的悲凉后，在绝望中张扬奋斗的内心出路，强者哲学已经在他心中播下了种子。而北大的苏北老不择手段的改变命运的“教导”更是促使他对理性价值观的彻底幻灭。与二哥不同的是，七哥用完全相反的叛逆与个人奋斗来回应他的世纪末情绪：对世界的荒谬感让他对一切荒谬都处之泰然，对前途的迷惘失落让他不惜践踏自己和他人的自尊人格去谋取权位。在七哥的成长史中，个性主义一旦冲破了旧道德的堤岸就演变为喧嚣的人欲——在父母面前成为人上人的快感，在兄弟姐妹前扬眉吐气的报复。七哥是一个从底层社会挣扎到上层社会的典型，他凭妻贵的道路选择是他信仰崩溃后的解脱，同时也宣告了他灵魂的腐烂，但他把自身的阴暗于绝望系统化后，又恢复了“正常”。尽管如此，作家还是给予了七哥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与同情。方方曾特别指出，“该责难的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改变自身命运差不多是他这样家庭出生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他们的吃苦能力比别人更强，对功名的追逐亦有超出常人的激情”。在极度贫苦的生活中充斥着呵斥，暴力和势力压榨的情况下，亲情与爱情都荡然无存，底层社会的人们麻木的生活其中，他们中有上进心的人即使摆脱了麻木的生活，常常也很难从根本上摆脱屈辱生活的阴影——七哥内心对自己的人生仍深感茫然：“像铁轨延伸不知何方”。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普通人从未产生过如此强烈的迷茫：为什么自己拼命想过上好的生活而不能，而有的人倚仗父母的权势就能一生锦衣玉食？在乌托邦破灭的年代，人世的冷酷使人的自我意识最大限度的膨胀：只要是为了自己，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有什么是不可以原谅的？在以晴川饭店为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走入武汉市民生活时，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借此压倒了人的本性。八十年代人文主义的时期过去了，九十年代拜金主义大潮汹涌而来，在爱被消解的同时，连生命的原始爆发力也在金钱与权利交织的社会网中退化了，以至于人们认为主流宣扬的积极的东西往往是虚无的，对现实容易悲观，内心颓废，沉溺在旁人难以理解的苦痛中。方方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处于经济转型期内心躁动的人们，写出来的小说基调是黑色的，但它同时也凸显出世纪末情绪的另一个方面，即在绝望迷惘中不断求索：如果说二哥的死象征着传统道德的没落失败，那么七哥的发达就暗示着一种新的价值观的确立，这种价值观“不是一种标准是非的简单颠倒(即那种将原来的是与非改换成现在的非与是)，而是将原有的价值标准另置一旁，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只是在另外的空间里重新树立一个价值标准”。风景中曾提到过七哥与一位才貌兼备的教授之女的恋爱，但七哥为了高干之女在结婚前抛弃了这位才女，这段爱情是方方在小说中写得最薄弱的一段，因为它称不上是爱情——七哥的爱早已随着够够的死埋葬在铁轨之下，与教授之女的恋情还是出于弥补七哥自身尊严的需要：他做到了他二哥做不到的事。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它印证了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们价值取向的功利化所取得的个体价值的实现。方方并没有对七哥与教授之女的恋情持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态度，由此可见她对传统价值观抱一种惋惜的态度，传统固然可贵，却在世纪末的世俗中过早萎缩。然而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中，人们虽然迷惘失落，却从未停下过前进的脚步，这也就是世纪末情绪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消亡的原因所在，它也在潜层面上推动着时代的发展：七哥的故事还没完，他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河南棚子一家的生活充满无尽的荒凉和不可知的变数。

在1985年后，很多作家都一改先前温馨的风格写出了忧愤冷酷的文字，方方的风景也流露出了这种寒冷的世纪末情绪。二十年过去了，人们更加认同生活的现实性与物质性，人对自己处于物役处境的无能为力感到前所未有的悲哀，导致世纪末情绪在整个文坛弥漫，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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